7月9日凌晨，广西钦州街头，出现了令人恐惧的一幕。
凌晨时分，一辆白色的轿车突然停在了路边，司机下车，突然朝着过路女子施暴。
女子先是拼命挣扎关上了前车门，男子又打开后车门，想把她拖进车内。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子被他钳住头部，拼命往车里塞，她的呼救声引起了路人注意，但男子仍然持续施暴。
终于，在一分多钟后，一辆路过的蓝色汽车司机下车制止。
随后周围市民都围了上来劝阻，男子放开女子后，驾车扬长而去。
这个像是当街绑架一样的事情，迅速引起了大面积的关注……
因为对于大多数年轻女性来说，在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，都可能会设身处地地思索，如果是自己碰上这种情况，会怎么样。
在那漫长的、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挣扎的一分钟，如果最终没有像这个女孩一样，等到了路过的好心人，该怎么办？
感同身受的恐惧，一下子点爆了舆论。
随后，事件双方均作出了回应。
两人是前任男女朋友关系，男子在一家二手车行工作。
9日上午，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他的视频道歉。
拉着他拍视频道歉的人称每个人都会做错事，能及时更正自己的错误，也是难能可贵。
文案是：有些事情不能只看单方面，能另（令）男人做出这种举动，相信该动（懂）的人都懂。
（还带着二手车的广告）
男子说：“因为我个人情感问题，对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在这里我跟你们说一句对不起，我为我昨晚的行为感觉到羞耻。
我也希望各位男性朋友遇到个人情感问题，不要冲动，懂的都懂。”
男子称，该事件已经跟对方家人到派出所解决，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再提，因为日后还要生活。
随后，他删除了这条道歉视频。
女方也在当天晚上做出回应，但比起男的暗示“懂的都懂”，女方直接写明了两人分手的原因是：
“多次给我冷暴力，再加上以前被暴打无数次，忍无可忍才提了分手。
他不同意分手，甚至还用语言威胁我，让我害怕不敢出门。”
女孩还发了自己身上的伤口。
“很感激昨晚帮我出头的陌生朋友，如果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被拉去哪里暴打了。”
但人们注意到，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结果，是“写保证书”。
“双方到派出所协调，他在法律面前写了保证书，保证不会再来骚扰我。”
但保证书，真的能够保护到受害者的安全吗？
微博网友@Hey是SuSu啊 整理了这几年写下了保证书，却依然不幸被害的例子。
女孩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以理解。
因为作为当事人来说，男方已经做出了如此过激的行为，如果女孩继续强硬要求警方惩治、让他坐牢的话，一定会被报复。
她选择调解，也只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不大的城市，让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一些保障。
可如果只是一份毫无约束力的保证书，就直接了结的话，事实上也是对社会潜藏的犯罪分子一个暗示：你大可以直接出手报复，因为在你成功之前，不会有任何后果。
只要事情没有得逞，怎么做都不会造成影响，犯罪成本极其低廉。
这个问题困扰着全世界很多国家：犯罪未遂该怎么处理。
因为真正的伤害并没有实际发生，施暴者可以随意解释自己的动机，即使是法律也很难进行约束。
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类似的案例。
美国犹他州大四女生Lauren在发现自称30岁的男友Rowland，实际上是37岁的有犯罪记录者时，就与他分了手。
分手后，前男友开始用各种方式跟踪、骚扰她。
她也报了警，但警方回复是：“没有任何威胁或犯罪性质的情况下，我们无能为力。”
九天后，她被前男友枪杀。
密歇根州21岁的Rosemarie也是一样——她因为无法忍受前男友的跟踪骚扰，在一个月期间多次反复向警方求助。
她告诉警察：前男友殴打她、拿枪指着她的头，跟踪她、跳到她的车前用头撞车。
然而警察一直将其视为“男女朋友之间的争吵”，拒绝了Rosemarie的帮助请求。
而后，一直跟踪她的男朋友直接冲进了她借宿的朋友家，拽着她的头发拖到了大街上，对她开了好几枪后饮弹自杀。
而她的母亲对警察提起了诉讼：
“警方应该对她的死负责任：一个暴力型跟踪狂，不停地威胁受害者的生命安全，威胁她要杀了她然后自杀。”
“但警方完全没有任何作为。”
如果是陌生人之间，法律处理显然更加严厉一些。
但如果两个当事人并非偶遇的陌生人，而是有过一些牵扯、甚至情感纠纷的人。
哪怕只是单方面追求不成，似乎也给事件本身的判断增加了难度。
就像是感情成为了一张好用的牌，社会默认：所有针对伴侣的暴力都是激情犯罪，都是因为太爱对方了，所以在对方做了无法承受的事情时失去理智，是激情犯罪。
所有的跟踪、骚扰，乃至威胁，都是因为“太爱对方”的表现，
所以，在这次这个男的做出了犯罪行为后，仍然不以为耻，反而大大咧咧地声称：懂的都懂。
……真的是这样吗？
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，这些行为绝非激情犯罪，而是犯罪预演。
在杀害试图离开自己的女性之前，许多杀人犯都会做出跟踪、骚扰的行为，并且反复幻想自己杀害对方，暗示自己“只有杀了她是唯一的解决方法”。
在出现这类情况的时候，也有很多媒体不负责任地将其归结为“感情纠纷”。
将这些行为美化为追求、挽回，甚至调侃其为“老实人”、“舔狗”，降低其危险度，进行去罪化。
在现在的处理方式中，很多施暴者被认定为社会威胁性较小，所以处理起来就很难“下狠手”，要按照受害者的意思决定。
事实上，这相当于将所有的压力与责任都加诸受害者：受害者说不追究就不追究，好像原谅或者不原谅、处罚或者不处罚、判决或者不判决，都由受害者态度决定。
于是，受害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，怕被报复才会委曲求全，选择调解。
可这本应是法律应该处理的事情。
假如毒贩被抓后处理方式是将受害者叫过来“调解”，即使罪行再残暴，也有很多人会为了安全迫于压力选择原谅。
正是因为有了法律明文规定恶性事件的处理方式，强制追究，才能给予受害者底气——施暴者不会怪受害者没有原谅他，因为这是他自找苦吃。
此外，我国现在已经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。从2016年到2020年，全国法院系统共发出了7918份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社会和警方需要做的，是让安全保护令能够更好地落实、真正保护到需要帮助的人。
加大调查取证力度、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，也要增加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力度，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，通过拘留、罚款等方式加大惩戒力度。
施暴者应该得到惩治，受害者应该得到保护。
我们现在感到不安，是因为压力和责任都放在了受害者的身上，而针对施暴者的处理都一笔带过。
但假如能够依法处理，按照暴力殴打、侮辱、试图非法拘禁的罪行，判断是否应该有精神损失费、是否应该有刑拘，或者更多处置，也许就有更多人，能够安心。
无论如何，这种恶性事件的处理结果，不应该是一份轻飘飘的保证书。
